今天,人民日报重磅解码内蒙古这个“模范自治区”

【发布时间】2017-07-13

 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。今天,人民日报以“头版头条+整版通讯”的高规格、大篇幅,对自治区七十周年给予重磅关注。

 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特稿《内蒙古骏马奔腾七十载》,以精炼的文字,从探路民族区域自治、发展经济民生、治理生态环境、巩固民族团结等方面回顾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发展历程与成就。驰骋了70个春秋,内蒙古这匹骏马交出了一张崭新的名片和靓丽的成绩单。

  早在上世纪50年代,内蒙古就被周恩来誉为“模范自治区”。这块金字招牌如何能够保持永放光彩?人民日报记者调查版刊发的长篇通讯《解码“模范自治区”——听亲历者讲述内蒙古七十年》,通过九个人的故事告诉你答案。

  

 

  把最差的草场留给自己、至今仍在放牧的开国少将之子,零下30多度搞建设、吃饭上面一层土的包钢人,即便只有一个观众照样演出的乌兰牧骑演员,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让风沙欺负死的陕西媳妇,领养28个南方孤儿、照顾他们吃喝拉撒睡的蒙古族未婚少女……他们的故事,见证内蒙古70年的沧桑。  

  开国少将之子至今在放牧

  94岁高龄的云曙碧是第一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、政府主席乌兰夫的长女。她17岁就奔赴延安,上大青山打过游击,下土默川闹过革命,解放后曾担任哲里木盟盟委宣传部部长,自治区卫生厅厅长,后任自治区红十字会会长。

  “当今世界,由于民族问题困扰,一些国家不得安宁。我们中国早在70年前,在党的领导下,通过民族区域自治解决了这个问题。”云曙碧表示。

  民族区域自治,没有先例可循。“啥事都得做在最前头。”62岁的廷•巴特尔对记者说。

  巴特尔父亲廷懋是1955年授衔的少将,“文革”后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、人大常委会主任。

  1974年,巴特尔高中毕业,来到萨如拉图亚嘎查插队。“现在说来你们可能都不相信,那时嘎查的蒙古包可不是白的,都是黑的。为什么?点煤油灯、煮饭烧火长年累月熏黑的。”

  不过,巴特尔很快就喜欢上了牧区生活。1975年,巴特尔担任生产队副队长,两年后,当队长。1981年底,他和嘎查姑娘额尔登其木格结婚,有了自己的蒙古包。

  巴特尔和妻子只生了一个女孩,就做了节育手术。“按政策当然可以再生,生了,怎么理直气壮地去要求别人,尤其是汉族村民计划生育?当时那可是‘天下第一难’!”

  后来,推行草畜双承包,巴特尔最后一个领牲畜,剩下的非老即弱,分到的草场也最差,“除了碱就是白沙,风一吹,草场就白沙弥漫。”看到巴特尔分到的牲畜和操场,妻子抱着孩子哭了。

  “哭什么,事在人为。”巴特尔在村里第一个搞起了草场围栏,划区轮牧,他的牧场得以休养生息,水草丰美起来。接下来,巴特尔又第一个“减羊增牛”,尝到甜头后,他动员村民“只养牛不养羊”。

  “10年后家家住上砖瓦房,20年后户户开上小汽车。”这是巴特尔1993年当选村支书时的诺言。“现在看,我没有食言,都还提前实现了目标。”他黝黑透亮的脸上写着满足。

  “火车跑得快,全靠车头带”。巴特尔是这样,“生命一分钟,敬业六十秒”的牛玉儒是这样,提前三年从正厅级岗位退休、已在戈壁滩上栽下3500亩梭梭林的苏和也是这样……70年来,一代又一代的执政骨干,始终和草原各族人民,心在一起、苦在一起、干在一起。

  援建包钢的外地工人饭碗上面一层全是沙土

  1958年,鞍钢一声令下,张国忠带着妻子来到了包头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国家先后动员7万多名专业技术人才落户内蒙古,支援边疆建设。张国忠正是这7万分之一。

  一甲子后,90岁的张国忠面对记者,仍对当时走出包头东河火车站时的情景记忆犹新:昏黄的天空,不时扑脸的黄沙,远处低矮的平房,狭窄的马路,以及寥寥无几的行人,“与我生活过的沈阳、鞍山相比,简直天壤之别,用一片荒凉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”

  1954年,来自五湖四海的8万多名创业者,汇聚北疆戈壁,援建包钢。张国忠被派往白云鄂博,为建设中的高炉筹备矿石。在白云鄂博时的劳动场景,张国忠终生难忘:零下30多度,狂风暴雪刮得人睁不开眼,豆大沙粒抽打在脸上钻心的疼,工人们穿着白茬皮袄,皮帽子上扣着柳条安全帽,呼天喊地的劳动号子响彻云霄;夜晚,一起挤在帐篷里,挤在干打垒的土坯房里;端起饭碗,上面一层是刮进的沙土,嚼在嘴里嘎吱嘎吱地咯牙……

  1959年9月26日,包钢1号高炉首次出铁,终结了内蒙古“手无寸铁”的历史。1984年,包钢第一次上缴利润过亿元,此后包钢规模节节攀升。如今的包钢集团,确立了以稀土为重心的发展战略转型。包钢在发展,张国忠在成长。1981年走上包钢领导岗位,翌年,被冶金部任命为包钢经理。

  包钢的发展历程,堪称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。

  如今,内蒙古已形成六大优势产业——能源、冶金建材、化工、装备制造业、农畜产品加工和高新技术,其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95%以上。而且,结构在优化,“黑色”在淡化,与2011年相比,原煤开采选洗业、黑色金属行业增加值,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下降7.2个、1.3个百分点。 

  “即便只有一个观众,我们照样演出”

  内蒙古农牧民文化生活极度贫乏,催生了乌兰牧骑。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最早举起了乌兰牧骑的旗帜。82岁的伊兰是1957年建队时的队员、第二任队长,她司职独舞兼报幕员,“乌兰牧骑要求演员一专多能、节目小型多样,我们建队时9个队员,每个人都有几把刷子,能拉能弹,能唱能跳。”

  1辆胶轮马车,3匹马,两块幕布,3盏煤气灯,5件乐器,4套服装,这几乎就是第一支乌兰牧骑的全部家当。

  “队员分散住在牧民蒙古包里,遇见什么活就干什么活,割草、放牧、剪羊毛、接羊羔,这些活我都干过。”伊兰说,我们还根据当时参加劳动的体会,排演了《接羔舞》《打草舞》等来自牧民生活的舞蹈,“不少牧民能歌善舞,有时也主动到舞台上和我们同台演出。”

  “乌兰牧骑有句口号:不漏掉一个蒙古包。即便只有一个观众,我们照样演出。”伊兰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,“有时赶路几个小时看不到一个人,好不容易看到个牧羊人,他给我们招手,我们就停下来,跳支舞,唱首歌。”

  以一首《雕花的马鞍》成名的歌唱家那顺,14岁就加入了乌兰牧骑,现任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队长。

  “有一年我们到锡林郭勒盟,在离盟里30公里的地方,准备给两个相距不远的蒙古包演出。不巧的是,一个蒙古包里的夫妻外出放牧,孩子住校,另一个蒙古包就一位年过古稀的老额吉,演还是不演?我们没有丝毫犹豫,30多位演员一丝不苟地演,从演出开始到结束,老额吉都激动得眼含泪花。”那顺说,自治区75支乌兰牧骑,每支都能讲一串类似的故事。

  乌兰牧骑成立以来,《顶碗舞》《筷子舞》《鄂尔多斯婚礼》等艺术精品广为流传,牧兰、拉苏荣、金花、德德玛等艺术家群星闪烁。70年来,乌兰牧骑不仅是内蒙古文化建设的一个窗口,也成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、促进各民族团结和谐的坚强阵地。

  “宁可种树累死,也不能让风沙欺负死!”  

  1985年正月,19岁的殷玉珍被父亲从陕西靖边县,嫁到十几公里外的内蒙古乌审旗萨拉乌苏村。

  那是个什么样的家啊?殷玉珍一看就傻眼了:其实就是个埋在毛乌素沙漠半截的“地窨子”,两个人在里面都转不开身。晚上风沙一起,第二天一早必须上房铲沙,不然房子就被埋了。

  这日子怎么过?殷玉珍连续多天不吃不喝,几次寻死。父亲来了,看到的是几个月前壮实的女儿瘦成了皮包骨。

  父亲去世后,还有母亲和弟弟需要照顾。殷玉珍告诉白万祥:“我想通了,这辈子只干一件事:种树治沙!宁可种树累死,也不能让风沙欺负死!”

  卖掉家中仅有的一只三条腿的羊,换来600棵树苗;打发丈夫外出打工,不要工钱,只要树苗;把孩子拴在炕上,夫妻俩去种树……

  “毛乌素沙漠那时的风沙,刮起来瘆人,从冬天直到来年5月黄沙还在肆虐,栽树成活率连10%都不到。”屡败屡战,殷玉珍摸索出了植树治沙的办法:先压风障,再种灌木,挡风固沙,蓄水保墑。

从没有一株树到植树60余万株,从浩瀚黄沙到7万亩绿海:“黄龙”锁住了!

  “别看树不会要吃要喝,同样需要照顾。孩子要上小学时,附近又没学校,如果我带着孩子走,就没人照顾树。树离开我活不了,只好把孩子送到姥姥家上学。”殷玉珍说,当大儿子18岁离开她去呼和浩特上大学时,才理解了父亲当年的心情,“哪个父母不心疼自己的骨肉?”

  正是一代又一代的殷玉珍们不向命运低头,内蒙古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继续“双减少”。近些年,内蒙古草原增绿明显,草原生态整体恶化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,局部草原明显恢复,2016年草原植被平均盖度达到44%,较2010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,基本恢复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最好水平。

  不仅农牧区在增绿,城市同样在增绿。

  包头的黄金地段,有片“万亩草原”——“赛汗塔拉”。“这块占地8479亩的草原,在1955年版的包头城市规划中,就被定为绿地。”91岁的王璲是包头城市规划设计的亲历者。

  包头城在长高长大,但从未蚕食这一绿地。不仅如此,今年3月,包头市委决定,对草原西侧的建筑整体拆迁,增加绿地2800亩,赛汗塔拉将成为名副其实的“万亩城中草原”。

  “我刚到包头时,全城只有43盏路灯、63株行道树,当时市领导跟我说,烟囱比树多,全民植树。”王璲说。年年岁岁持续不断造林绿化,造出了“国家园林城市”“国家森林城市”等殊荣,公园绿地遍布这座塞外之城。

  “没有我的蒙古族父母,哪有我这条命”

  1960年,都贵玛刚初中毕业,就被挑中去呼和浩特接孤儿。后来,她才知道:他们接的是“国家的孩子”。

 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,当得知上海、浙江、江苏等地有许多孤儿因缺乏食品,面临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时,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中央表示:由内蒙古安排牧民收养这些孤儿。内蒙古先后收养的3000多名孤儿被称为“国家的孩子”。

  都贵玛说,接回后,先住在四子王旗里的一个幼儿园,“5个月后我就带着28个孩子回到了公社。刚开始,照顾他们吃喝拉撒睡、换尿布等我都不会,只能一步一步地学。”

  当时28个孩子中,最大的5岁,最小的不到1岁。“我们住在公社提供的一个大蒙古包里,晚上我睡中间,旁边都是孩子,很多个晚上都睡不好觉,只能坐着看孩子。”喂奶、喂饭、起居,都贵玛不分昼夜地照料他们。

都贵玛(右)和她曾抚养过的扎拉嘎木在翻看老照片

  冬季来了,28个孩子一个个被牧民登记领养走,都贵玛和孩子们难舍难分,经历了28次依依惜别。孩子们长大后,成为草原新一代的建设者,他们经常来到都贵玛膝前,给额吉说说知心话。

  孟根其其格居住在离都贵玛不远的另一个小区,从长相到家居布置,如果没人介绍,你不会想到这位小学教师是曾经的上海孤儿,“我名字的意思是‘银花’,我现在就是蒙古族,蒙古话比汉话流利得多,丈夫也是蒙古族,没有我的蒙古族父母,哪有我这条命。”

  “国家的孩子”的传奇在草原激荡,苏尼特右旗“汉奶奶”的故事又在耳边回响。

  身着蒙古族服饰的81岁汉族老人王爱莲,和两位蒙古族同胞结下了终生缘分:先是收留了从通辽前来打工的蒙古族女孩吴曙光,认作干女儿,给她介绍对象,将她从自己家中嫁了出去;后是把6岁要到县城上学的小蒙领到了家里生活至今,现在小蒙在读高一。

  小蒙父亲沙拉说:“小蒙在额吉家里生活了十来年,除了寒暑假回家看看,其余时间都是和奶奶在一起,奶奶教他做人,让他好好学习。在城里,我们没有亲人,额吉就是我最亲的人,我们是一家人。”

  “没有民族团结,哪有国家的兴旺发达?各民族只有团结奋斗,才能共同繁荣发展。”在采访过程中,无论记者从哪个角度提出问题,云曙碧老人都要回到民族团结上,而且她的语气是那样坚定有力,神情是那样凝重严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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